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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是吸引人才强劲磁场

发布时间: 2024-06-30 发布人:破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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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海外的科学家们,往往更能理解个人遭际与祖国命运之息息相关。心底那抹浓厚的家国情怀,那份富国强民的迫切愿望,牵引着他们从千里之外、漂洋过海回到“根之所系、心之所在”。身在祖国,才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参与翻天覆地的大建设,去推动风雷激荡的大变革,去感受以己之力推动国家民族蓬勃向上的巨大喜悦。

  20分钟演讲,20次热烈掌声,这是近日清华大学2018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上,1977级老校友管晓宏院士致辞时的场景。他追忆芳华、谈及“人生选择和选择人生”的智慧:上世纪90年代,面对留美工作10万美元年薪与回国任教300块钱月薪的悬殊待遇,他毅然选择后者,因为“坚信个人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联”,而他的切身经历也证明了“选择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是正确的”。

  尊敬的邱勇校长、陈旭书记,母校领导和老师们,亲爱的2018届研究生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自动化系1977级本科生、1982级研究生管晓宏。首先,请允许我向即将毕业的母校2018届研究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很谢谢母校领导安排我在这么庄严的场合发言。我知道这是极高的荣誉,让我诚惶诚恐,十分紧张。

  看到同学们青春洋溢的笑脸,感觉回到了纯真无瑕、热血沸腾的青葱岁月。作为一个老研究生,给90后的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呢?先从1977级说起吧。

  我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我们77级的同学在刚过去的校庆,纪念了入学40年。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志,力挽狂澜,果断决策当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的国运,也为紧随其后标志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讨论吹响了号角。

  由于文革的历史原因,我只上过4年小学和1年半小学附设的初中班,没有进过中学的门。我不到15岁就进了建设公司,先后当过民工、乐队乐手、木工、钳工、车工。我在建设工地上挖过管道沟,锯过大木方,支过混凝土模板,开过塔吊,安过球磨机,也过过跟电影《芳华》里差不多的文工团生活。在当工人和乐手的近8年时间里,我用借来的文革前教科书,自学完了初中、高中的全部数理化课程,还初步自修了微积分、理论力学、电工学等大学课程,做了教科书中的大部分作业,用过的笔记本和作业本摞起来有近1米高。

  感谢1977年恢复高考,感恩母校没有嫌弃我没进过中学,录取我进了自动化系,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们在那个让人奋进的年代成了清华人。清华园里,同学们抱着“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信念,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异常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

  学校为保护我们的健康,每晚11点,宿舍强制熄灯。同学们争先恐后去长明灯教室看书。那时的校园里,看不到男女同学手拉手。男同学想得到女同学的青睐,不用送玫瑰花,也不用在女生节拉横幅(因为那时就没有女生节),到长明灯教室为她占个座位就行。

  我们自动化系的同学在7食堂就餐,就是现在的清芬园。饭菜可没有现在那么丰富,平时就4种。大家排着长队打饭,很多人手里拿着英语单词本。业余时间,同学们不是比“王者荣耀”的排位和谁“吃鸡”,而是比一比谁做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中的习题多,谁背的“新概念英语”的课文多。同学们引以为傲的事是一门课开课之前,通过要求很高的免修考试。

  我特别感恩母校,特别感恩母校的老师培养了我。通过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我打下厚实的基础。学校把我选进“因材施教”计算机小组,让我有机会多学,极大地锻炼了数值计算理论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研究生学习期间,在导师们的培养下,我成了国内最早的网络控制管理系统研究者之一。清华四年半本科和二年半硕士研究生学习,我取得了优异学习成绩,锻炼了科学研究能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在美国读博士期间,研究能源电力系统的优化。靠着在母校打下的扎实科研基础,很快发现了核心问题,提出了新理论和新方法,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及每年数百万至上千万美元的经济效益,引起了世界同行的重视。新世纪之初,我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深度分析了电力市场的博弈行为,在美国加州PX市场崩溃前,预见了机会性投机和价格飚升等难以处理的后果,美国加州政府能源委员会曾索取我即将发表的论文作为听证材料。我能取得这些成绩,得益于母校给我打下的基础和教给我做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我觉得母校的教育不输任何一个世界一流大学。

  近年来,为了配合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我开了几门英文讲授的课程,在清华讲授的“英文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报告”课,被学校研究生院列入全校研究生职业素养课,并且拍成MOOC在学堂在线和Edx上线,全球有数万人选课。我和我领导的课题组提出了能源与电力系统安全优化的创新理论与方法,解决了多个公认难题,应用在多个国内外企业,获得了节能增效的重大效益;我们研发的网络信息安全监控与防卫系统,在政府部门和企业和事业单位部署,清除了多个威胁严重的僵尸网络。我们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得到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资助。我被最大的国际学术组织IEEE选为会士(Fellow),被读博母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选为杰出工程师院成员并列入工学院名人堂,2017年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母校对我的培养,让我认识到人文艺术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近年来,我积极推动本科生“信息新蕾”计划,贯通本科与研究生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培养,推动本科生必修“表达与交流”核心通识课,并担任课程负责人。我与西安音乐学院的音乐家们合作,创办了“艺术与科学的交汇”系列音乐会,担任音乐会策划、撰稿和讲座人,并与音乐家共同演奏。从“李约瑟命题”“钱学森之问”开始,到古典乐曲旋律变化服从幂律,到科学家的艺术才能,再到几何变换原理在作曲中的应用,启发大家思考艺术形象思维与科学技术创新的关系,开拓了理工科师生的思路。感谢母校支持,音乐会首场在清华蒙民伟音乐厅举办,已经在内地和香港高校上演10余场,成为“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科学文化品牌。包括众多院士、知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在内的观众,对音乐会的创新性和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今年申请了国家艺术基金。

  我没有忘记感恩母校。新世纪之初,母校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成立了哈佛大学何毓琦院士为首的第一个讲席教授组,我担任了讲席教授组成员和智能与网络化系统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组的同事们植根清华17年,在人才教育培训、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国内外科学与工程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得到了国家“111引智计划”的支持。母校领导对讲席教授组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也成为学校引进许多高品质人才的前期工作模式。

  2003年,经母校领导同西安交通大学领导协商,决定在人事关系不转的情况下,任命我担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主任。那几年这样一个时间段,我就坐在下面的系领导席,分享同学们毕业的喜悦。我与全系师生一起努力,在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工程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让我自豪的是,在我任内,清华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排名,从第三回到了师生和校友们认为是必须的第一。

  我在母校不但学会了专业相关知识和科研能力,也锻炼了现代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织协调能力。我曾担任过班级团支部书记,读研期间当过校团委的干部。在母校的社会工作没有成为我的负担,反而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不可多得的历练和开拓进取的财富。

  同学们即将从清华踏入社会或者继续读博,两者我都经历过。毕业意味着新的人生的开始,今后将不断面临人生中的选择,如何明智的选择将影响我们的人生。作为老研究生,我想跟学弟、学妹们分享一点过来人的经验。

  第一,选择最容易走的路,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在校做博士或者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多半是导师帮我们最终选择的。毕业以后,我们要学会选择自身的研究方向和课题。我们习惯上常常会选容易做的方向和课题。我的博士生常常说,老师选的这个方向没多少参考文献,开始连问题是什么都不清楚,更看不到达到博士论文水平的研究工作。而另一个方向,文献多,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改进,能够比较快地取得成果,为何需要我做前面那个方向的课题?

  我跟同学们分享的经验就是,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改进,很快取得的成果,创新性往往有限。你很快能想到的主意,别人可能已做了,成果价值有限。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没多少参考文献,说明这个方向比较难或者别人还没想到。虽然举步维艰,但经过努力做出来了,就可能取得大成果。这个辩证关系值得大家思考。我毕业后能取得一点成绩,往往是因为选择了有价值但起步困难的研究方向和课题。

  上世纪末,国内刚刚联上互联网不久,我选择做网络信息安全的研究。这个方向比较新,需要多学科交叉,大家普遍不了解,国内更是没多少人做。我申请在985学科建设项目中立项,有领导不理解,认为这是属于公安局派出所管的网吧管理问题,不同意立项。近20年来,虽然我们最初没有正真获得支持,但在这个方向坚持了下来,为国家安全作出了贡献,课题组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习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让我们信心倍增。

  第二,适合别人的选择不一定适合你,不见得“随大流”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我在工厂工作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是“读书无用论”。那时的年轻人要成家不用买房、买车,但未来的丈母娘可能要求做几十条腿的家具。我当过木工,张罗做家具应该不难。但我一心自学数理化,周围很多人不看好,还被有的领导批走“白专道路”。但我深信建设国家、个人发展不能离开知识。从1977年10月21日国家正式公开宣布恢复高考,到12月初考试,也就1个半月时间。幸运之神向平时刻苦自学的普通人张开了双臂。

  第三,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清华人的光荣传统,也是个人发展的明智选择。80年前,当国家面临民族危亡之际,清华同学喊出了时代强音:“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百废待兴时期的国家建设,“两弹一星”的强国之梦,我们清华人总是冲锋在前。刚才校领导介绍,台下很多毕业生选择到基层,到部队,到边疆,到祖国最要求我们的地方工作。

  10多年前,我担任自动化系主任参加毕业生的座谈会,有博士毕业生说,我的目标就是要把家人照顾好,我选择的工作地点必须是北四环正负一公里。说实话,我觉得把工作在北四环周围作为目标函数有点问题。先不说贡献国家和社会的抱负,恐怕连买房都难实现,照顾好家人也难落实。

  上世纪90年代中,我们的祖国的经济建设开始走上快车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差距巨大。如果我留在美国的企业工作,每年能有10万美元的年薪。我回到国内任教,月薪只有300块钱。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何需要回国,也有的人觉得我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我坚信个人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联。2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让世界上许多人跌破眼镜。我本人为之作出了贡献,也迅速成长。前些年开始,海归慢慢的变成了留学生选择的主流。有海外和海归的朋友对我说,你不错呀,你能回清华当系主任,在西安交大当院长,还评上了院士。我想这不是因为我能干,而是证明了选择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是正确的。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我个人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党的十九大为我们画出了宏伟蓝图,经过“两个一百年”“三个里程碑”,真正的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母校将以世界一流大学屹立于世界大学之林,同学们将以年富力强的年龄,见证那个伟大的时刻,我对你们无比羡慕。

  放弃优厚待遇,学成报效祖国,这样的故事,每每读来总让人心潮澎湃。犹记新中国成立之初,那艘从美国旧金山出发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载回了梁思礼、华罗庚、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据粗略统计,截至1956年底,共有近2000名科学家回国。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面对关乎切身利益的抉择:留在海外意味着良好的科研环境,衣食无忧;回归祖国则将面临接近于零的科研条件,与物资极其短缺的现实。几十年来,这样看似“不划算”的抉择,标定了一批批爱国者的人生轨迹,“报效祖国”似一种触动内心的力量,召唤一代又一代青年学成归来。

  王文超、张欣、张钠、王俊峰、刘青松、刘静、林文楚、任涛(从左至右)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是什么促成了这样义无反顾的共同抉择?从一些“当事人”的话语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钢铁先生”柯俊院士直言,“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超于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管晓宏院士坦陈,“在美国无论取得多少成就,但感觉总是在打工。”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当祖国弱小,无论自身能力多么出众,仍会遭受别人对弱国国民的歧视;当身在异国,无论成就多么卓越,只是为别国发展添砖加瓦。留学海外的科学家们,往往更能理解个人遭际与祖国命运之息息相关。心底那抹浓厚的家国情怀,那份富国强民的迫切愿望,牵引着他们从千里之外、漂洋过海回到“根之所系、心之所在”,争当民族的脊梁、甘做沉默的砥柱。

  与祖国同行是光荣的使命,又何尝不是一份莫大的幸运?身在祖国,才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参与翻天覆地的大建设,去推动风雷激荡的大变革,去感受以己之力推动国家民族蓬勃向上的巨大喜悦。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恰如一张白纸,每一笔一画的着墨,都能在大历史中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记。一吨钢,一艘潜艇、一架大飞机、一台对撞机,每一项成果在这片热土上的价值都远大于西方,这份参与书写历史的荣誉感、兴奋感、成就感,当然远非在异国“打工”可以比拟。一个人能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变化相连,能为改变祖国面貌贡献力量,这样的机会,当然是一种幸运。

  蒲慕明(左一)在南开大学庆祝中国第一台自制单通道电记录仪成功。图 中科院神经所

  今非昔比,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张白纸”,而成长为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希望之地。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更有底气、更加自信地行走世界,留学生选择回国,已不用再经历舍弃“面包”的焦灼,因为“你我的梦想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当下,规模最大海归潮正在涌动,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较2012年增幅达58.48%,显示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强劲的“磁场效应”。中科院第一位外籍所长蒲慕明,放弃了美国国籍、再次成为拥有中国国籍的公民,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率高徒先后回国,不到十年时间,让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变成全球劲旅”……太多实例,见证着中国国家实力的蓬勃生长,见证着中国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能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行,无疑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

  潘建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实验室内了解科研情况(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此时再回头体悟老校友为清华研究生带来的“最后一课”,更显意味深长。数十年前,许许多多个“他”,也是在这个充满一切可能的人生阶段,带着为国效力的梦想远行求学。“当你面临同样选择,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那位“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的黄大年先生,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分享的是邓稼先先生的事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写下了自己的回答。

  如今,当抉择的主角变成这代年轻人,我们期待,更多有志者争做民族复兴征程的中坚,承担起我辈应尽之责,也品尝其中无比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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